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2021.06.15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题：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新华社记者姜微、杨金志、吴振东、郭敬丹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这幅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拍摄的董必武的题词（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一）“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石库门外，夜色之下，“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翻开《申报》，《粤桂最近之战局》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连载”，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国际上，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即将开幕。当日，报上一则《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消息，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乐观”——“舆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大为兴奋”。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4月8日拍摄的望志路106号、108号大门（今兴业路76号和78号）。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二）“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一大代表群体铜像。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6年后的1927年，那位曾经“眉头紧锁”的李汉俊、当时年仅37岁的李汉俊，倒在了反动军阀的屠刀下。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忻平说。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新青年》8卷1号（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三）“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腘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这是一个国运衰微、苦难深重的中国。

　　到底，路在何方？

　　这是李大钊和他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1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

　　这是毛泽东和《湘江评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政府“城墙坍倒办选举”“百余人轮流投票千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政何堪设想？”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党特别允许后可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的问题上，纲领在注释中留了个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示的李达、王会悟夫妇的照片。新华社发

　　（五）尾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921年元旦，作家沈禹钟在《申报》副刊《自由谭》上发文“祝民国十年”，他语带希冀地写道：“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贰而心，毋逞小念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焉。”

　　同年岁末，同样是《自由谭》，作家许一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