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邵春堡

2023年03月09日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月21日，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了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应当明确基础研究的内涵，理解基础研究的使命，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在研究方式路径上下功夫，全力做好支持保障工作，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

系统透视和深刻领会基础研究内涵

对基础研究的理解认识，可从不同角度展开，这样才能在贯彻落实中心中有数，思路清晰，部署全面，推进有序。

从本义看，基础研究是为获得有关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而获得新发现、新学说。它反映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不以任何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从分类看，基础研究分为自由探索类和目标导向类两种。前者是在研究者好奇心驱动下开展的基础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事物本质；后者是在解决具体的应用问题时引发的基础研究，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带来的知识副产品。

从地位看，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基础夯实做大，方能承受厚重，提升高度，保障稳固。

从布局看，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现在越来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我国提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就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从影响看，基础研究发挥奠基作用，为科技发展涵养潜力。由于基础研究一般不直接产生效用，现实中往往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基础研究走得慢，但会走得很远。应用研究来得快，效用明显，但有的缺乏后劲和张力。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得益于过去的基础研究。

从体验看，基础研究是艰苦而漫长的潜心探索过程，向前走可能找不到引领、看不清方向，如入“无人区”，那就必须有深厚的科学功底、科学思维和分析能力做支撑。既要有摒弃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的意志和信念，又要有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决心和勇气。基础研究一旦成功，将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甚至会颠覆整个行业的生产模式，无疑要载入史册。我们能记住牛顿、爱因斯坦、布朗克、巴斯德等科学家，就因他们有基础理论上的重大发现，为人类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发展看，基础研究风险难料。那些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企业家、资本投资者，往往更愿意将基础研究作为一种“战略投资”，这需要智慧和勇气，不少研究和投资是以牺牲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为代价的。如果能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其带来的长远利益往往超乎想象。

把握基础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

基础研究不仅对科技体系有重要意义，对经济社会发展更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发挥基础研究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主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作出“向科学进军”的部署。一大批归国优秀科学家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国防科技、医学科技和农业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涌现出“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超级杂交水稻等一批杰出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迈出改革与探索的坚定步伐，向世界科技前沿奋力追赶，迸发出无限力量。进入新时代，面临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我国抓机遇，迎挑战，在基础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建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稳态强磁场、散裂中子源等一批国之重器，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部署了一批重点项目，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在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人工合成淀粉、纳米限域催化等方面取得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然而，由于一些领域的部分底层技术原理仍未研究透彻、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不足等原因，我们的相关关键核心技术仍被“卡脖子”，迫切需要提高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因此，加强基础研究，就是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实现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跳跃。基础研究做大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才会跃升到高水平。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历史表明，世界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2035年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需要规划科技强国建设的长远路径和前瞻布局，优化科技未来竞争基础和关键领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这无疑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基础研究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低、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大小，并最终影响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强弱。只有适应时代发展，加强基础研究的系统部署和战略布局，打造系统完备、先进高效的基础研究体系，大幅提升基础研究的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改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才能使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设好世界科技强国。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产业体系升级发展。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创新驱动引领。这是因为科技的动力来自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求，来自良好的发展结构和高质量发展的愿望，来自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来自科学家将专业知识和人们需求、愿望结合起来的想象、兴趣、使命。正是各种社会需要和人类追求，提供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头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基础研究要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事实上，无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还是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都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通过国家需求和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人员理论联系实际的价值理念，无疑会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多措并举加强和优化基础研究的路径

基础研究要遵循科研生命周期规律，先提出问题，再注重方法和范式、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加强管理和合作，直到解决问题，最终回答科学难题，抽象方法规律。

提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四个面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统筹起来，凝练出基础研究的关键问题；要准确把握科技发展趋势，明确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遴选评估，充分尊重科学家意见，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

选择方式。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20世纪中期以来，自由探索式的科学研究，逐步转变到国家战略需求和导向的有组织研究。新的方式突出科研组织和目标导向，但仍然强调以科学家为主导的自由探索方式。因此，在组织引导和保障下，仍然要注重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动能和特质养成，把目标导向和自由研究结合起来，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利用设备。现代科学研究越来越借助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等大科学装置，我们要逐渐降低直至摆脱仪器设备的对外依赖。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协同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础平台，形成强大的基础研究骨干网络。科学规划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好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坚战，争取早日实现用我国自主的研究平台、仪器设备来解决重大基础研究问题。

研究合作。一是打造学科合作研究基础。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二是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同企业对软硬件等设施开展联合攻关，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三是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组织开展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四是促进人类共同问题研究的国际合作。围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物安全、外层空间利用等全球问题，拓展和深化中外联合科研。五是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参加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努力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以更多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成果输出。基础研究的成果，应该是科技工作者发现和回答的科学问题，形成的科学规律性描述和科学观点，表达出来的独到见解；应当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评价激励、成果应用转化、科技人员薪酬等制度；要识别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让成果努力上“书架”和“货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实现成果和人才双丰收。

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

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家，基础研究要靠高水平人才。造就高水平的科学家及其团队，决定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

建设高水平的科技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要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规模，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每项伟大的发现、发明、创造、创新，都会记录下科学家的奋斗足迹。参与科技研发的人员大多都有好奇、兴趣、冲动、冒险、专注、热爱、坚韧、无畏等特别的动能和品质，充满希望、憧憬和愿望，挺进在科技无尽的前沿，描绘和创造着美好的未来。研究表明，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往往具有独特的人格，科学家更多具有内倾、直觉、思考与判断等诸种性格特质。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还需改善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给广大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舞台，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

让科技人才各展其长，协作攻关。科技工作者身处不同领域，要汇聚成国家战略科技的强大力量，各展其长，协同合作。一是国家科技团队要聚焦主业，以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为牵引，组建多学科交叉大团队，开展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共性需求的定向性基础研究，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二是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创新的一支劲旅，要实施有组织的科研战略行动，提升高校解决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主力军作用。三是科技领军企业要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企业要牵头整合创新资源，形成跨领域、大协作创新基地；科技领军企业要面向长远布局基础研究，深度参与国家科技计划论证实施，牵头承担国家基础研究任务。四是新型研发机构要加强制度创新，积极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各方面团队要加强协同，推动产学研协作融通，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贯通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校、科技领军企业等多方协同，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有机融合；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更大舞台，凭借真才实学，获取过硬成果，赢得科技界认可。

加强教育和培养，让人才竞相涌现。自主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下气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人才竞相涌现；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在后备人才的早期培养中，注重正确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教育；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全力以赴支持和保障基础研究工作

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呈现大团队、大投入、大设备、大目标、大风险等特征，科技的形态与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技发展需要得到国家强有力支持，需要理顺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协调，需要各方面统筹支持和保障。这些已成为基础研究最大的外生变量，宏观微观都是如此。

组织领导保障。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础研究，每个时期的基础研究都取得过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基础研究纳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科技知识、发扬科学精神，主动靠前为科技工作者排忧解难、松绑减负、加油鼓劲，把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体制机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深化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体系；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制”、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等新型管理方式，探索长周期资助模式；明确权责，奖惩有力。

多元投入保障。完善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体系。拓宽经费投入渠道，逐步提高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进行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助效能；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

精神文化保障。科学研究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学实践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包括“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成为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全社会要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和价值理念，通过广泛的科普，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就，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营造研究和创新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