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研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

郑飞

2023年05月15日    来源：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这为文明研究指明了方向，深化了我们对文明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认识。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

　　 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比如，把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等要素视为判断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把西方文明的特征作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究其本质而言，西方知识体系深层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他们大都通过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来理解人类历史上的各大文明。

　　 黑格尔是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对文明的思辨从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开始，经过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到黑格尔日臻完善。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第一次成为文明的真正实体，赋予人类各大文明在世界历史展开过程中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的实现过程反思人类历史上的各大文明，提出“精神的朝霞升起于东方”“精神只存在于西方”“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黑格尔立论的依据来自传教士的二手文献，显然缺乏科学材料的支撑。德国学者兰克晚年口授的《世界史》也把东方文明排除在外，其所谓的世界历史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法国学者基佐把文明作为事实的集合，却把文明的进步性仅仅看作欧洲文明的特性，并认为法国代表了欧洲文明的最高成就。英国学者斯宾塞更是提出文明的优胜劣汰，其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常常充当殖民掠夺的辩护词。

　　 西方学术界也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尼采开始，到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再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文明的悲观情绪笼罩欧洲的思想界。德国学者胡塞尔指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德国学者韦伯揭示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时代学说，论证了古希腊、中国、希伯来、印度等人类文明的原生类型，塑造出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质。英国学者汤因比分析了26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批评了自我中心、东方不变和直线进步等“三大错觉”，试图从文明的循环和衰落中谋求互鉴交融之道。汤因比说：“当文明兴起而又衰落，并在衰落中导致了另一个文明兴起的时候，有一些比它们更高级的有意义的事业可能一直在前进”。透过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我们并不否认欧洲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从中也看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它不仅制造了文明的霸权，而且扼杀了人类文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文明研究的学术史上，马克思是一座绕不开的思想丰碑。尽管马克思并未专门进行文明研究，但其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的重要学说，都为文明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入思索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文明系统的结构层次、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必然趋势，彻底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今天的文明研究仍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理论视域。

　　 唯物史观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唯物史观把文明研究奠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文明观的彻底翻转：“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唯物史观不仅阐明了文明演进的一般逻辑，而且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逻辑。所谓文明演进的一般逻辑，阐明的是人类文明普遍历史之前提，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对现代文明的特殊说明。所谓支配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逻辑，揭示的是从抽象的人类文明之一般规定上升到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说明，通过资本逻辑来揭示现代文明的支配性原则。质言之，马克思对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的揭示，可以从人类历史之一般与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来诠释。前者所指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和动力，是适用于人类文明的一般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者所揭示的资本逻辑，是对现代文明加以特殊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逻辑塑造和规定了西方文明，其秘密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西方国家对亚非拉人民的殖民掠夺成为西方文明历史进程的特点。

　　 马克思用一种复杂性理解诠释了文明系统的结构层次。马克思对现代文明持有一种复杂性理解，他从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双重考量中反思文明系统的内在结构，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本源性地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马克思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文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唯物主义的说明。在马克思关于文明系统的阐释框架中，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地位是不同的。他对文明系统结构层次的阐释包含三对理论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当然，在这三对范畴里，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等物质生产因素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精神文化因素处于文明系统之外，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人类文明实践。在关于文明系统结构层次的阐释中，马克思的文明观实际上是一个复杂性层级系统。在该系统中，文明的诸要素并不是平行结构。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文明系统的基石，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奠基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不仅研究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形态，而且判定了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对文明形态划分最著名的是三大形态说和五大形态说。三大形态说和五大形态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唯物史观本质性规律，前者侧重划分阶段的标准，后者侧重演进的阶段，都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建立在思维观念中，而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实践的现实性活动基础上。马克思对文明形态的研究不是基于自然地理环境、民族国家、宗教等作出的类型学划分，而是主张文明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和倒退论。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判定了人类文明交汇及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今天，人类各大文明的世界性交往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加深入和广泛，马克思对文明发展必然趋势的判断从理论转化为现实，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他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伪善和野蛮本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强调，“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晚年更是提出，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得出了东方文明完全可以走上不同于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重要结论，为东方文明摆脱被殖民状态提供理论支撑。西方中心主义把现代化归结为西方文明的专利，认为西方制度和模式是人类文明的唯一道路。尽管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难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文明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意识普遍觉醒。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之老路，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在历史和现实上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科学真理性。

　　文明研究的当代价值

　　 文明研究有助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明研究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其研究力量分散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1985年，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发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开我国文明研究先河。21世纪以来，汝信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先后组织了《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图库》和《世界文明通论》等一系列项目，为我国的文明研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探索，从文明研究角度可以进一步思考。

　　 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深入展开，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和源。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扬弃了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驳斥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从而具备了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华文明是人类各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即便是具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黑格尔也惊叹，“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部连续翔实的古老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和魂。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赋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体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错觉，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广泛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多样就意味着差异，因为差异就需要交流互鉴，通过交流互鉴才能促进发展。文明只有不断从外部获得新的养分，才能永葆青春活力，否则就会暮气沉沉。在佛教东传、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等一次次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中华民族一直善于借鉴各大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吸纳基础上再创造以补自身之不足，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亘古至今的文化密码。纵观上下五千年，但凡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之世，无不体现出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无独有偶，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拜占庭，到阿拉伯，到欧洲，文明互鉴的链条促进了文明的繁荣和进步。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路径，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立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自由人的联合体”擘画了光明前景。

　　 总之，文明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与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紧密相关。文明研究将进一步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广度和思想深度，引领人类文明逐步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

　　 （作者：郑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