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性伦理基础

廖小平

2024年04月29日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既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本质要求所规定，还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性伦理”为底色。共同性伦理是基于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命运等共同性并协调和处理共同体内部成员及共同体之间伦理关系的伦理。共同性伦理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

共识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不仅具有人口学的意义，而且具有伦理学意义。其伦理学意义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伦理为伦理精神，因而具有更深层的伦理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体，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有机统一。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把精神共同体的心灵契合和意志统一等价值共识看作“是具有直接伦理意义的神圣秩序”，是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的精神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的共识伦理基础之上的。

我国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应该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原子式机械集合的共同体，而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水乳交融的民族共同体，是具有鲜明的共同体伦理意识和深厚的共同性伦理精神的命运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命运和共同性伦理精神所激发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共同实现的价值、共同满足的需要和共同付诸的行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共识，充分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品格，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共识伦理的基本追求和集中体现。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伦理，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使“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转化为“人民力量巨大”的现代化。

共享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和价值根据就是共享伦理，共享伦理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就是“追求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指向和伦理精神。

富裕是对贫穷的否定，具有伦理合理性和价值进步性；但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人的天赋条件和后天努力的不同等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是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另一部分地区和另一部分人则相对贫穷，因此贫富差异便成为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本性和利己主义则会强化贫富差距，甚至会导致两极分化，从而使富裕失去了伦理合理性和正面价值。因此，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排斥共享伦理的。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共享伦理为伦理基础的共同富裕。共享伦理便是对贫富差距特别是两极分化的伦理纠偏，是对贫穷、匮乏与富裕、多余的伦理平衡，由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伦理基础和价值评价根据。由富裕到共同富裕，就是由事实到价值的过渡和转化，共同富裕的“共同”所蕴含的“共享”既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客观标志，又具有了价值评价的功能和价值进步的意义。也就是说，共享伦理是对利己主义和两极分化的否定性评价，是对互利主义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建构。

共享伦理的实质是分配伦理，其目标是实现分配正义。需把握共享伦理的三个原则：一是确保社会困难群体在分配中的最大利益；二是兼顾市场初次分配的效率原则和政府再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形成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三是基于高收入群体的自愿，通过慈善公益等道德力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这是对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共享式补充，最能体现共享伦理的实质。

共享伦理内含着共享权利与共享义务的关系。共享伦理首先意味着先富群体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即先富应带后富、先富应帮后富，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再者，后富群体从平等和道义原则享有共富的权利，但共富权利应来源于共建共创，即后富群体应共建美好生活、共创社会财富，这样才有权利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共建共创是共享的伦理要件；同时要尊重合理范围和合理程度的差距，即共富和共享都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内含着适度且公平的差异的。

共进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两个文明相协调的伦理精神是相互促进和共同进步，即其伦理基础是“共进伦理”。

在人类文明史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体上是进步的，但却是在充满曲折的螺旋式上升中进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步的曲折性，主要是两者的不协调性，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极为明显。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而且其文化产品与内在的精神生活也不协调。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产品不可谓不丰富，按说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更富有、更文明，然而深深的无意义感、无价值感、无理想信念的精神贫困，却成为人们的精神存在方式，究其根源，资本主义的一些文化产品恰恰是腐蚀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元凶。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曾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由于资本逻辑及其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外在文明与内在文明的背反是无法解决的，甚至随着资本逻辑的不断演进，其背反性只会愈益深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必然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外在文明与内在文明实现协调共进发展，并不断现代化。就精神文明现代化而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既要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源，更要追寻人生的意义、价值和信念等主体性精神感受。

因此，相互促进和共同进步的共进伦理，有助于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背反，能够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伦理基础和精神动力。

共生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基础是“共生伦理”。人与自然的共生伦理相对于生态伦理而言更能体现人与自然“相依为命”的生命共同体的伦理精神。

共生伦理的基本观念和精神就是整体性宇宙观、世界观、自然观和价值观。共生伦理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但资本主义却是在与自然界的对抗中靠自然生活，而共产主义则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包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在内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必然逻辑结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伦理依据，就是承认“自然的固有价值”，从而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共同体的范畴。综观人类史，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大而言之可区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人淹没于自然之中”，即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和自然生命体；“人从自然中分离和异化出来”，即人与自然出现主客二分，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并获得独立性，从而丰富了人的本质，但又陷入孤立化和物化，进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共生”，即人与自然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其重要标志就是人类共生意识的树立和共生伦理的建构。可以说，这三个阶段就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演化史，其演化逻辑遵循着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共生伦理，不仅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而且关涉人与人特别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共生伦理既要实现当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要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在满足当代人与自然共生的同时，不能以牺牲后代人与自然共生的机会和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在实现代内公平的同时，实现代际公平。

共赢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爱好和平的基因和历史，从伦理学上看，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人信奉“共赢伦理”。共赢是和平的本质；共赢伦理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精神内核。

中国人常常以“和”作为最理想也最实用的价值准则，其总原则是和而不同，总目标是建设和谐世界。这都是以“共赢”作为伦理根基的，即关系的各方都是共赢。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底层逻辑，这与西方以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推进的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

普遍交往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的根本特征，共赢伦理是人类普遍交往的基本原则。共赢伦理表现在国际交往中，就是摒弃零和思维，促进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友好、互信、互利、合作，最终实现国际交往的共赢；表现在文明交往中，就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最终实现文明交往的共赢；表现在人类交往中，就是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人群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人类交往的共赢。

共赢伦理是人类的崇高价值。共赢伦理贯穿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实现人类共赢。共赢伦理集中体现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共赢伦理的精神实质。

（作者：廖小平，系湖南省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